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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和中国,不焦虑的和很焦虑的妈妈

2020-05-21 20:58 点击:17次 上海 天天 无限 发现 手机 mini

· 这是第3316篇原创首发文章  字数 3k+·

· 刘佳妮 | 文  关注朔朋友圈 ID:qspyq2015 ·

小梅是中国妈妈,之前从事地产行业,做的很好,可是三十几岁时急流勇退,决定在家辅导唯一的女儿,从她上辅导班到上学,再到开始舞蹈事业。(注:小梅其实是我妈妈。)

莫妮卡是德国妈妈,是个婴儿医生,有自己小小的医院,有五个小孩,从医学院毕业有了第一个小孩到最后一个小孩快上大学,她每天都是5点起床去自己的医院,然后9点准时睡觉,唯一的女儿也是医生,最大的儿子小夏是我的好朋友。

我从小学习舞蹈,那时舞蹈不仅仅只是舞蹈这么简单,舞蹈意味着出国演出的机会,拿证书得奖升学加分的机会,反正就是要跳的很好。

那时候的小梅和其他家长一样,提前送我到跳舞的地方,所有家长一起安静地坐成一排,看着我们。在紧张的最后排练中,谁如果动作没跟上、跳得不好、偷懒,轻的会被家长直接当场叫出去责骂,声音很大,同学们都会听见,重的会被家长直接打一巴掌,然后继续跳,争取下一遍的音乐跟得上动作。

和中国的运动员一样,我们从小就适应了承受失误的后果的环境,所以接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这么难。后来我在投行工作,唯一一次老板和我交心谈话,是在他安慰我中期评价不是最好的时候。

他说他有个很悲惨的童年,我当时以为他自幼丧父,结果他说,在他几乎被学校开除的时候,他的妈妈用拖把打过他一次,造成他童年无限的阴影,到现在30岁都需要看心理医生。

我一时间无法安慰他,只是想,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在投行生存,那我还有什么可对未来害怕的呢?

小梅是中国妈妈,之前从事地产行业,做的很好,可是三十几岁时急流勇退,决定在家辅导唯一的女儿,从她上辅导班到上学,再到开始舞蹈事业。(注:小梅其实是我妈妈。)

莫妮卡是德国妈妈,是个婴儿医生,有自己小小的医院,有五个小孩,从医学院毕业有了第一个小孩到最后一个小孩快上大学,她每天都是5点起床去自己的医院,然后9点准时睡觉,唯一的女儿也是医生,最大的儿子小夏是我的好朋友。

我从小学习舞蹈,那时舞蹈不仅仅只是舞蹈这么简单,舞蹈意味着出国演出的机会,拿证书得奖升学加分的机会,反正就是要跳的很好。

那时候的小梅和其他家长一样,提前送我到跳舞的地方,所有家长一起安静地坐成一排,看着我们。在紧张的最后排练中,谁如果动作没跟上、跳得不好、偷懒,轻的会被家长直接当场叫出去责骂,声音很大,同学们都会听见,重的会被家长直接打一巴掌,然后继续跳,争取下一遍的音乐跟得上动作。

和中国的运动员一样,我们从小就适应了承受失误的后果的环境,所以接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这么难。后来我在投行工作,唯一一次老板和我交心谈话,是在他安慰我中期评价不是最好的时候。

他说他有个很悲惨的童年,我当时以为他自幼丧父,结果他说,在他几乎被学校开除的时候,他的妈妈用拖把打过他一次,造成他童年无限的阴影,到现在30岁都需要看心理医生。

我一时间无法安慰他,只是想,如果这样的人都能在投行生存,那我还有什么可对未来害怕的呢?

和小梅一样年龄的莫妮卡,在德国的小镇上有自己的诊所。

在小镇上,家长们往往会集中起来,清点一下每家有几个孩子,然后组织一起建房子,去森林探险。二十几个孩子和几个年龄稍大的志愿者一起,家长们轮流值班,看孩子建房,去森林看野猪。

小夏从小的假期就在找猪和建房子中度过,莫妮卡一个月去值班两次。长大后,小夏动手能力很强,对猪也有很强的情感。

小梅则天天带我去练习舞蹈,还花了很多精力和老师搞好关系,我被选去澳大利亚演出,那是人生第一次出国。

那边的记者来采访,我说我会很努力,未来来这里读书。小梅找最好的裁缝给我做演出服,找老师给我上小班课,被她反复说“舞蹈没什么天赋”的我获得了市里的一二等奖,升学也加了分,上了南开中学,经常去接待外宾演出,跳“没什么天赋”的西藏舞。

小梅很骄傲。

莫妮卡的医院有人送孩子去澳大利亚打工,她问几个孩子想不想去,他们说想去,于是儿子小夏去了澳大利亚我演出的那个城市,女儿伊娜去了加州短暂打工上学。小夏说那时没有电话,他在披萨店打工两个月,然后按机票的时间回家,中间没有和家人联系过,回来后莫妮卡觉得儿子女儿都受到了锻炼。

我申请大学那年,学校里没有很好的辅导老师,小梅带我跑去上海,租房子住,请当时最难请的老师给我指导。她当场刷卡给老师很多很多钱,希望得到他的指导。

那时小梅已经不工作很久了,也不希望我出国离开她,可是当时我的学校有人去了斯坦福大学,我很想出国,她就决定卖掉房子支持我,到处找老师。

后来我成了天津市那一年只有两个申请到常青藤大学中的一个,正好房子找到买家,她就卖掉,把钱存起来给我四年上学。

几乎同一年,小夏作为德国的“高考状”考上了海德堡大学医学系,但他和莫妮卡说不想读,于是把机会换给了妹妹(德国的特殊教育体制),然后又申请了瑞士最好的大学和哈佛大学,哈佛大学同意他去上学的时候,莫妮卡问他:“你学费想怎么解决呢?”小夏说不知道。莫妮卡说,那我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你,后来莫妮卡交了钱。

小夏上大学期间,外公摔了腿,小夏偶尔给家里发信息时,莫妮卡就会说,我在外公这里,伤口不闭合,可能冬天会好一些。每次互相问候,莫妮卡会主动说一下外公的情况。

我上大学期间,小梅隐瞒了我几乎所有的老人生病、家里困难、自己冲在第一线解决的情况,然后每天继续像没事人一样地问我,今天吃饭了吗?吃好了吗?吃了什么?

大学毕业准备去麦肯锡工作的那一年,小梅来纽约帮我找房子,帮我买家具,我和她都不会装家具,就花钱找人装。临走的时候小梅给我留下很多钱,说,你工资肯定是不够的,这是我的信用卡,这是现金,你要好好吃饭,不要太辛苦了。

小夏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也是麦肯锡,他自己找了慕尼黑的房子,自己动手装了家具,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技能,然后每个月的工资会主动给莫妮卡,还他读大学的钱。莫妮卡让他别忘了圣诞节要回家,叮嘱他注意身体。

我谈恋爱的每一步都有小梅的深度参与,问我是不是以结婚为方向、钱够不够用、两个人每天在做什么等等。我和她说不要再参与、不要担心,她说她可能到死,都会一直担心我。

小夏离开麦肯锡之后,到中国加入最火的创业公司,莫妮卡一年都见不到她,他也忙得一两年没回过家。于是莫妮卡一年多后去中国看他儿子,发现他开始抽烟,头发都掉了很多,莫妮卡帮他收拾好房间,努力劝他不要再抽烟,然后回了德国,因为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在等着。回去之后每周提醒他一次,少抽烟、多注意身体。

小梅几乎每一年都告诉我,学院的钱准备好了,有了更高的学历才能有更高的职业起点,去读书吧。

小夏考上哈佛和斯坦福的商学院,想去读。莫妮卡说,好啊,学费你希望怎么解决?

小夏是个很平静的人,好像总是不慌不忙就做到了很多事。他对周围人很好,常常有很简单的开心,无论奢华的还是普通的生活,都有自己的幸福感,他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,可能是刚去哈佛商学院读书时,觉得周围人很焦虑,环境有压力,大家在竞争,他觉得很累。他没有和莫妮卡说,直到莫妮卡去看他,看到他宿舍乱到没有办法进去人,看到他又开始抽烟、掉头发,就帮他收拾了宿舍、装了家居,然后告诉他,无论怎么样,自己的生活必须管理好,成不成功不重要。

从大学到投行,我发现自己可以在无比焦虑的环境中适应,自己也是个常常焦虑的人。无论是安逸的还是压力大的环境,我都像一个战士,好像随时准备好了上战场,也随时准备好了和战场外焦急观战的上司小梅汇报,现在情况怎么样了。一路做的好做的不好,我都能站起来,继续打仗,小梅在旁边一边鞭策我,一边鼓励我,一边真的很着急地顺便问,要不要再汇点钱给你?得吃得好。

认识小夏之后,我一直在想,如果小梅有他这样一个儿子,会不会特别骄傲。

认识莫妮卡之后,我一直在想,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妈妈,会不会每天少些焦虑,但会不会抗压能力好差。

世界就像个剧场,当前排观众站起来的时候,后排观众也不得不这样做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不焦虑的妈妈。

小梅就一直站着,因为中国的妈妈们都站着,而三十几岁放弃了自己的黄金事业就为了一个女儿的她,很努力地站在最前排,从确认5岁的女儿在台上没跳错动作,到21岁的女儿毕业典礼头发是不是整理的好、是不是照片漂亮,她一直都在最前排。

莫妮卡一直都坐着,就像德国其他观众也都坐着一样,安静,也不玩手机,认真看演出,不打扰别人。

后来大家都到了美国,小梅和她的朋友们还是站在最前排,莫妮卡还是在后排,虽然她已经几乎看不到舞台,但是她和她的朋友也没有选择站起来,她们也永远不知道前面的人为什么明明可以都坐下来,却一直站着,不知道这些女人为了站在那里,经历了什么。她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。

小梅和她的朋友们也不会回头看坐着的人,只会看台上在表演的孩子们,怕他们出错,怕他们会摔倒影响以后的演出,怕他们之前没吃饭,怕……

台上是小夏和我,不知道观众里自己的妈妈在哪里,只知道自己现在在这个舞台,知道对方好像走上这个舞台的道路和我不尽相同,但如今跳的都不错。

中国有很多很焦虑的像小梅的妈妈,她们的孩子抗压,却有时候焦虑。

欧洲有很多像莫妮卡的妈妈,她们的孩子平和,却害怕焦虑的环境。

这些孩子都在一个舞台上表演,不同风格,组成了这个可爱的舞台。

台下有的站着,有的坐着,但都是在微笑着的妈妈。

作者出了新书《从常青藤到华尔街》,由中信出版社出版。欢迎在留言区评论,作者将赠送十本给读者。

「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」

「 图片 | 视觉中国 」